红医人物

江一真

       江一真（1915-1994），福建连城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一到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任红军师卫生队队长，中央红军总收容队医疗队队长，中央红军总医院医务主任，红军重伤医院院长，八路军野战医院院长，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校长，白求恩卫生学校校长，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新四军滨海总队政委兼滨海县委书记，华中工委土改工作队队长兼党委书记，泰州地委副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任福建省委调研室主任、农工部长、秘书长，省委书记、省长，中央农垦部副部长，农业部代部长、党组书记，卫生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共河北省委第二书记，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中国共产党第八次、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五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委，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

从宣传员到走上医疗卫生工作道路

       江一真参加红军后立志学医，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抢救过不少红军伤病员。抗战期间他先后担任过军委总卫生部保健科科长兼手术组组长、晋察冀军区白求恩卫生学校第一任校长、军区卫生部长，曾与白求恩、柯棣华等外国友人一起工作。他精湛的医术获得各方赞誉，是红军和八路军公认的“一把刀”。他是怎样走上医疗卫生工作道路的呢？

       1929年，从小失去父母的江一真参加了红军，成为一名宣传员。在一次作战中，江一真所在的红军宣传队也上了前线。战事激烈，红军指战员相继有人伤亡。江一真和宣传队战士被分配到前线参加抢救伤员。他扛着担架，紧跟着卫生员冒着敌人猛烈的炮火，冲到前沿阵地。只要一发现有人受伤，卫生员马上进行包扎，江一真接着就和宣传队的战士们抬上伤员往后方送。江一真不仅表现极为勇敢，而且照护伤员细心，为他们端水送饭，擦洗换药，得到伤员的一致好评。

       看到不少因顽强战斗而负伤的指战员，因为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而牺牲，江一真的心被深深刺痛了，自母亲去世后一直埋藏在心底的立志学医的想法油然而生。他想如果自己是名医生，就可以在战场上抢救负伤的战友，许多战友就不仅不会付出生命的代价，而且能够治好伤，重返战场。他认识到医务工作与在前线杀敌一样重要。

       经过慎重考虑，江一真向领导提出了成为一名医务人员的要求。组织上根据部队急需医务人员的实际，考虑他又有一定文化基础，把他调到由闽西地方武装编成的红军第十二军的医务训练队，在这里训练了5个多月。江一真虚心向老医生们学习，积极请教，强学硬记，很快由护士、护士长成长为见习医生，从此开始了他的医务生涯，与医务结下了不解之缘。

勤学苦练成为医疗战线上的“一把尖刀”

       1933年，江一真进入苏区培养医务人员的最高学府———红军卫生学校学习，成为卫校军医第四期学员。能进入这么正规的学校，江一真深感庆幸。学校生活既艰苦又紧张，课程安排比较紧，每周教学36小时，每天上课6小时，复习2小时。江一真每天天未亮就起床，出早操、做卫生、上军事课、业务课。晚饭后安排一小时的课外活动，如读《红色中华》报，做游戏、打篮球等，晚上再分组讨论2小时。有时还要去外地挑粮，或帮助红军烈士家属劳动。江一真和大家一样，一天只吃两顿饭，而且饭是定量的，还要在大米里掺入地瓜或萝卜。这样的生活，江一真却一点也不觉得苦，反而感到极为充实，因为每天都在增长知识。

       在学习中，江一真对彭真校长的训导铭记于心。卫校校长彭真从开学第一天，就谆谆告诫学员们，一定要力求知识广博、技术精良。他介绍了红军中医务人员缺乏的情况，特别讲到在闽西军区医院的所见：当时医院共收容伤病员1000多人，但偌大一个医院却没有一个受过正规医大教育的医生，许多红军战士的治疗都给耽误了。现在有这个学习机会很难得，大家一定要做到精益求精，才能无愧于手中这把刀。所以，江一真积极肯学，各科成绩在班上都排在前列，特别是外科和解剖学尤为突出，深得教员们的喜爱。

       1934年，江一真以优秀成绩毕业后，被分配到傅连暲当院长的卫生学校附属医院工作。这家医院是苏区设备条件最好、技术水平较高的医院，有X光设备和化验设备，总共有300张病床。江一真先做内科医生，不久转到外科。他凭着自己的勤备努力和刻苦钻研的好学精神，边干边学，虚心好问，加上心灵手巧，很快便从一个只有初小文化的农家孩子，成长为一位能够掌握先进医疗技术的红色医生，并在以后的革命生涯中，发挥着医疗“尖刀”的突出作用。

       1934年10月，参加中央工农红军长征，历任师卫生队队长，总收容队医疗队队长，红军总医院医务主任，红军重伤医院院长。1936年10月，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在会宁受伤，他亲自带领医疗队抢救医治。

       抗日战争爆发后，随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参加了平型关战斗、晋察冀边区军民反“扫荡”和抗日游击战争。其间，与白求恩、马海德等国际友人友好合作，并肩战斗。1937年，奉命组建八路军野战医院，任院长。不久，调回延安，任军委总卫生部保健科科长兼手术组组长。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苦的时刻。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由当时在这里工作的白求恩大夫提议，经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批准，决定以江一真同志为首任校长创建军区卫生学校。当时晋察冀边区是个新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日军对边区在经济上实行严密封锁，在军事上进行频繁的“扫荡”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妄图彻底消灭抗日根据地。在这样物资极度匮乏、教学人员短缺、战火纷飞的环境下，一个本已有之的学校想要维持正常教学任务都很难，更何况要在前线白手起家创建一个学校。但江一真选择迎难而上，做革命事业的开拓者。学校没有校舍，江一真就和师生们一道住在老乡家闲置的民房中；学校没有教员，他就亲自上阵，边教边学，同时搜罗有才之士；没有教材、教具，他就率领教员利用手头现有的资料编辑教材；没有教学计划，他就根据战争的形势和前线部队的需求，结合各方宝贵意见，制定符合革命需求的教学计划。有老前辈在回忆那段难忘岁月时写道“那时只要教学需要，不管多么困难，教师们都能想办法克服”。

       1939年9月18日，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原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前身）终于在河北省唐县的牛眼沟村举行了开学典礼暨成立大会。在那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他带领学员们一面战斗，一面学习，在短期内，学校就为晋察冀军区乃至全军培养和输送了大量合格的医务人员，他们为战争的胜利和共和国的诞生立下了汗马功劳。江一真本人谦虚好学，踏实勤勉，有时行军骑在马背上也坚持看书，每次上课前都要认真备课，将书本知识结合实践经验，所以他的课倍受学员们的喜爱。就这样江一真边干边学，很快便从一个只有初小文化的农家孩子，成长为掌握先进医疗技术的红色医生。长征以来，江一真参与了党内许多重要人物的医治，“八路军中一把刀”的名声不知不觉便叫响开来。

       1939年11月，白求恩大夫不幸逝世。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对学校以及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晋察冀军区卫生学校于1940年2月易名为白求恩学校，附属医院改名为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从此白求恩的名字就同学校紧密联结在一起而简称为“白校”，江一真任第一任校长。培育白衣战士任重道远，他坚持“白校”的办学宗旨和总方针，致力于培养“政治坚定、技术优良，白求恩式的医务工作者”，这也是全体师生的共同奋斗目标。1985年江一真还为原白求恩医科大学亲笔写下“发扬老白校革命光荣传统，造就白求恩式的医学科学人才”的殷殷题词。此后尽管学校历经数次搬迁、合并与更名，但白求恩的名字作为一种革命精神财富永垂不朽。它既是对江一真同志等拓业先贤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的继承，也是对白求恩大夫所代表的医护人员救死扶伤的国际精神的颂扬。2000年，经中央领导批准决定，原吉林大学与白求恩医科大学等其他五校合并，白求恩医科大学的历史与精神汇聚到了新吉大的血液之中奔腾不息。

       1942年江一真任晋察冀军区卫生部部长。1946年随陈毅、邓子恢前往华东前线做党政工作。解放战争开始后，转入党政系统工作。1956年当选为福建省省长。期间他心系百姓冷暖，多次深入农村基层调研，面对虚假浮夸、不切实际的现状，他认真总结，敢于直言，道尽“大跃进”的得失、成败、是非，对福建的经济恢复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他一次又一次深入农村基层调研，看到不少群众冬日里穿着单衣单裤，江一真心情异常沉重。他明确表态对于粮食的生产不要浮夸数字，应减少征购。曾在地委、县委联席会上作题为“接受教训，继续跃进”的讲话。江一真在分析了产生错误的原因后，毫不隐瞒因这些错误导致“干群关系空前紧张”，他毫不含糊地指出：“总之，情况估计错了，方针错了，政策错了，措施也错了。”一向以“炮筒子”性格著称的江一真，在这次讲话中充分展现出其坚持真理、不说假话、无私无畏的高尚品格。

精神丰碑：红医之魂的永恒光芒

江一真的一生，是红医精神最生动的注脚：

服务人民的赤子情怀：从长征路上的看护员到共和国部长，他心中装的始终是基层百姓的健康冷暖。晚年离休后，他依然牵挂老区医疗，为改善闽西乡村医疗条件奔走呼吁。

扎根基层的泥土气息：他毕生倡导“医学教育要面向农村，卫生工作要深入基层”。赤脚医生制度正是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工作方法的伟大实践。

艰苦奋斗的创业本色：无论是战火中白手办学，还是新中国初期推动农村医疗体系建设，他始终秉承自力更生、迎难而上的革命者气魄。

敢为人先的创新锐气：在特殊年代和国情下，创造性地提出并推行赤脚医生制度，为世界提供了独特的中国方案。

历史的车轮驶入新时代，江一真们点燃的“红医精神”火炬依然熊熊燃烧。当“最美乡村医生”跋山涉水守护村民健康，当无数医务人员在抗疫前线以生命赴使命，当“健康中国”战略将公平可及作为核心要义……我们清晰地看到，那源自烽火岁月、根植于人民沃土的红医之魂，早已融入民族血脉，化作守护生命、佑护健康的永恒力量。

江一真晚年曾深情回忆：“我这一生，不过是从一个为地主放牛的娃娃，在党的培养下，学着为人民的健康放哨站岗。”斯人已逝，风范长存。这位从闽西山坳走出的“红医”楷模，用毕生实践书写了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也为后来者树起了一座精神的丰碑——真正的医者仁心，必与大地同频，与人民同在；真正的红色基因，必在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伟大事业中焕发永不褪色的光芒！